【学术前沿解读】Nature:经济增长有极限吗?是时候结束50年的争论了

研究人员必须就利用和保护地球资源的最佳方式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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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极限》(1972)作者之一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

五十年前的三月,剑桥麻省理工学院系统动力学研究小组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鲜明的信息:持续的经济和人口增长将耗尽地球的资源,并在2070年之前导致全球经济崩溃。这一发现来自他们长达200页的《增长的极限》一书,这是最早预测工业化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建模研究之一。

在当时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预测,而且并不被大家买账。《自然》称这项研究“又一股末日的气息”(another whiff of doomsday)(见Nature,1972, 236: 47-49;文章认为《增长的极限》中的预测模型过于简单,忽略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即使研究领域已认为工业文明的基础——开采煤炭、炼钢、钻探石油和化肥使用——可能会对地球造成持久的破坏,但该研究仍被视为近乎“异端邪说”。研究者承认工业污染了空气和水,但认为这种破坏是可逆的。那些在“前计算时代(pre-computing age)”接受教育的研究者们也对建模持怀疑态度,并主张科技能拯救地球。英国政府前首席科学顾问、动物学家索利·祖克曼(Solly Zuckerman)说:“无论计算机怎么预测未来,过去都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人类的聪明才智不能及时规避人类面对的重大困难。”

但该书的主要完成者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和她的同事们立场很坚定地指出,如果及早采取行动,生态和经济稳定是可能的。同样是在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增长的极限》一书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总数上该书已出售3000多万册。

然而争论并没有停止。尽管现在人们一致认为人类活动对环境具有不可逆转的影响,但研究人员在解决方案上仍存在分歧——特别是如果涉及到遏制经济增长。这种分歧阻碍了实际行动的实施。现在是研究人员结束争论的时候了,世界需要他们把重点放在制止灾难性环境破坏和改善福祉的更大目标上。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约翰·罗克斯特伦(Johan Rockström)等研究人员主张,在不影响地球宜居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增长。他们指出,有证据表明即使碳排放开始下降经济也可以继续增长。这说明我们需要的是更快地利用科学技术,如可再生能源另一项同时开展的被称为”后增长”(post-growth)或”负增长”(degrowth)的研究行动指出,世界需要放弃“经济必须保持增长”的想法,因为增长本身是有害的。该观点的支持者包括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她是2017年出版的《甜甜圈经济学》(Doughnut Economics)一书的作者,该观点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广泛影响。

经济增长通常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该综合指数使用消费者支出以及企业和政府投资来得出一个国家经济产出数字。政府整个部门都致力于确保GDP始终增长的势头。“后增长”论支持者认为,当在两种政策(一项比另一项更环保)之间选择时,政府可能会选择更快促进增长、提升GDP的做法,而这往往是导致更多污染的选择。

世界卫生组织上周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见go.nature.com/3j9xcpi)指出,如果政策制定者没有”对GDP近乎病态的执着”的话,他们将花更多的钱让每个公民都能负担得起医疗保健。该研究由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家Mariana Mazzucato主持,报告中提到,医疗健康的支出显然与军费支出对GDP的贡献无法相提并论。

两方研究群体必须更多地互相交流,而不是自说自话。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认同同一文献(appreciation for the same literature)可以作为交流的起点。毕竟《增长的极限》一书同时启发了“绿色发展”(green-growth)和“后发展”(post-growth)两方研究群体,二者都同样受到“星球边界”(planetaryboundaries)理论的影响(J. Rockström et al., Nature, 2009, 461: 472–475),该研究试图通过定义生物物理过程的极限来判断地球自我调节能力的高低。

加强合作迫在眉睫。1月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宣布了一项关于生物多样性丧失原因(包括经济系统的作用)的大型研究。来自40个国家和不同领域的100多名参与者将花两年时间评估文献。该项研究的联合主席、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政治学家Arun Agrawal说,他们将对“导致灾难性后果的系统”提出“变革性的改变”。

另一个机会是即将修订的GDP衡量规则。这将由各国首席统计师商定、通过联合国来组织实施,于2025年最终完成。统计学家们第一次提出“可持续性和福祉如何更紧密地与GDP联系起来”的疑问。“后增长”和“绿色增长”倡导者们对此都有有价值的看法。

研究可以是分领域的—有时会因为领域分歧而出现新的研究团体。但倡导“绿色增长”和“后增长”的科学家们都需要放眼大局。目前双方还都在向政策制定者阐明不同的愿景,这将存在延迟行动的风险。如果在1972年采取行动还没那么紧迫、大家也还有时间进行辩论的话,那么现在则需要大家马上行动起来,世界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原文:Nature, 2022, 603, 361. DOI: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2-00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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